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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对肃清作风、考核政绩的吏治都十分重视。自魏晋起，吏治的职能部门不断得到加强，改专门管理官吏的机构为吏部，到隋唐成为六部之首，长官为吏部尚书。为肃清官场风气，惩治作奸犯科，同时又设立了监察政事的御史台（兰台、都察院），审理被弹劾官员的大理寺（大理院）。这样，就形成了一套行政管理、司法监督的综合性吏治系统。
人们在经验积累的过程中认识到，除需要不断强化吏治的管理和监督职能外，还必须有一个从素质上解决问题的措施，于是就形成了与具体职能相配合的吏治教育。
我国古代的吏治教育以官德为中心，以规范政事为目的。其一，将典型的循吏和酷吏载入正史。其二，借助“笔记小说”，使吏治思想广为流传。其三，以精警的古训格言，劝勉和引导官吏的思想行为。
中国古代的官吏上自三公九卿，下至七品县令，大大小小，各列其位，构成了统治者的辅弼力量网，国家权力的系列文阶。由于他们在国家政治运行中具有这样的作用，因而历来的统治者对肃清作风、考核政绩的吏治都十分重视。我国自魏晋起，吏治的职能部门不断得到加强，改专门管理官吏的机构为吏部，到隋唐成为六部之首，长官为吏部尚书。为肃清官场风气，惩治作奸犯科，同时又设立了监察政事的御史台（兰台、都察院），审理被弹劾官员的大理寺（大理院）。这样，就形成了一套行政管理、司法监督的综合性吏治系统。
吏治的实施，对官吏的管理和使用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杜绝官场中的贪赃枉法现象。人们在经验积累的过程中认识到，除需要不断强化吏治的管理和监督职能外，还必须有一个从素质上解决问题的措施，于是就形成了与具体职能相配合的吏治教育。
我国传统的吏治教育以官德为中心，以规范政事为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其一，将典型的循吏和酷吏载入正史。这是对历代官吏进行教育的最正规最具体的方式和材料。把那些为政清廉，在政事上有特别建树的循吏载入史册，这无疑为后世的官吏树立一个榜样；而把那些残酷苛厉，甚至还有贪婪恶行的酷吏标名立传，也无疑为后世官吏高悬一面历史明镜。
将循吏和酷吏同时载入正史，是从司马迁开始的。他在《史记》中专门为他们分别建立了传略。在循吏列传中，太史公共列入孙叔敖、子产、公议休、石奢、李离五人，他们都是春秋时期人。在酷吏列传中有具体史实的共列入十一人，他们是：郅都、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减宣和杜周。他们都是与司马迁同时代的西汉人，而且后十位是武帝一朝的酷吏。需要说明的是，司马迁所列的循吏与后人所称的“清官”基本是一致的，都具备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本身清廉，二是执法严明；对酷吏的理解，与后人所说的赃官不完全相同。他所列之酷吏，都是应当时加强中央集权要求而充当的严刑峻法工具，他们对锄除豪强，裁抑权贵，有其一定意义，但是在中国封建史上，酷吏专政必然使百姓也遭受更加严酷的压迫。囿于历史的局限，司马迁不可能以后世立场看待这一问题。不过他确实也指出了酷吏的“以酷烈为声”、“以恶治”的负面效应，特别是对有些酷吏的不廉行为，还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在最后的“太史公曰”中指出：“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
《史记》之后的另一部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其中也提供了丰富的吏治教育材料。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在通览历史材料的基础上，经过考据订正，删繁就简，以编年史的形式，纂成了上自战国下至五代的294卷史籍，记载了1362年间的所谓“贤君”、“令主”、“忠臣”、“志士”、“仁人”。从吏治要求讲，书中录有的两类官吏，当然也具有史典性标准。宋神宗在本书的序言中就明确说，他命这位龙图阁直学士主持编著这部史书，论次历代君臣事迹，其目的之一就是要载明“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以治忽”。
在以后的重要史籍中，几乎都继承了这一传统，在正反两方面有影响的官吏，都要青史标名，流芳遗臭，以教育后者。
其二，借助“笔记小说”，使吏治思想广为流传。笔记小说，是我国古文中的一种专收集记载人物趣闻的短小文体。此类笔记，是以记述人物故事和历史琐闻为主的，自然也就较集中地反映了某个历史时期士大夫阶层的言行和政事得失，加之阅读便捷，可读性强，吏治思想便得到广泛传播。
笔记小说影响最大的，是南朝宋时的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它主要收集汉末到东晋士大夫阶层的懿行嘉言，十分看重品德情操，在“德行”、“政事”、“方正”、“汰侈”、“谗险”等三十个分类中，德行被列为第一。其中讲述豫章太守陈仲举新上任刚到治所地，便要先去访贤，并向下属训导以周武王德政的“席不暇暖”篇；讲述临川郡守周镇返都城时，全部财产只有一只难以避风雨的破船，如此清廉故事的“胡威之清何以过此”篇；讲述荆州刺使殷仲堪身居显贵，而丝毫不改变以往朴素习性的“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篇等等，都表现了极高的官德。作为一本注重反映现实的笔记小说，也有不少衬托高行大德的反面人物。但无论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都是精心选择典型细节和代表性言行，把赞赏或讽刺寓于栩栩如生的精粹故事中，因而《世说新语》也就成为魏晋以降士大夫阶层爱不释手的鉴赏读物。这是它在吏治教育中发挥作用的一大特色。
影响仅次于《世说新语》的《隋唐嘉话》和《唐国史补》，是唐代两部前后相接的历史琐闻笔记。刘的《隋唐嘉话》起自齐、梁，终于唐开元年间，而李肇的《唐国史补》则从开元年间起，到长庆年间止。前部笔记的宝贵之处，恰好反映了唐朝兴盛时期在吏治方面的诤言直谏之风。最精彩的是唐太宗和魏征的君臣故事，著名的有“太宗罢朝”、“鹞死怀中”等篇目。魏征在最高统治者面前敢于冒死直言，确实在鉴别政事得失方面树起了一面镜子，因而在魏征死后，太宗总结出了“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样流传千古的经验。同时，做官应当刚直不阿，也随之成为吏治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唐国史补》笔记形成，有中唐后藩镇割据、宦官弄权的背景，因而书中反映的跋扈损权、贪婪害政，便成为吏治教育的又一内容。著名的“颜鲁公死事”、“刘沮迁幸议”、“鱼朝恩讲易”等篇目，可以说是这一内容的最生动形象的展开。而在这种情况下，官场又相应地出现腐败之风。“崔昭行贿事”、“王锷散财货”、“御史扰同洲”诸篇，以警醒的笔触揭露了官员公开受贿、贪婪成性，甚至连对下面吏治负有监察责任的御史官，在巡视各地时，也大肆勒索、豪夺无度的丑恶现象。
三，以精警的古训格言，劝勉和引导官吏的思想行为。我国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古训对政事的指导作用。远在殷代，当朝宰相傅说议政时曾建议帝武丁说：“人多求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稍后的西周，周公训诫成王留下了一篇录要《无逸》，其中也说：“故人犹胥训告，胥保惠，胥教诲……”可见古人遵循古训之殷切。随着时代的推进，具体执行国家政务的各级官吏，自觉以历代相传的古训格言惕厉自己，渐渐演变成吏治教育的另一种有效形式。
与吏治教育有关的古训格言很多，这里只作小辑举例：关于立德为上的有“授有德，则国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立言”、“山河之固，在德不在险”、“怀德惟宁”等；正大光明的有“正则静，静则清明，清明则虚，虚则无为无不为”、“志正则众邪不生，心静则众事不躁”、“官不及私昵”、“公事不私议”、“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等；清廉养性的有“远利而尚廉”、“苟伤廉而愆义，亦虽爱而必捐”、“弊政之大，莫过于贿赂行而征赋乱”、“利之处在，忘其所恶”、“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疏忽”等；知足节制的有“知止而后有定”、“富在知足，贵在求退”、“利足而迷，负石而坠”、“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不作威，不作富，靡 有后羞”等。这些古训格言都是来自于所谓的“经”、“史”、“子”、“集”经典，具有训导的特殊庄严感和简明性，有利于直接针对自己的言行自律，尽力达到“学古入官，议事以制，政乃不乱”的效果。
吏治教育形式，不止上面讲到的三种。譬如文学和戏剧中专门表现忠臣或清官的作品，同样具有吏治教育意义。但它的教育作用不是如上那样直接，而是通过艺术感染间接获得的，而且所取素材又往往来源于上述典籍，因而我们在研究中暂作从略。
我国的传统吏治教育，从根本上讲是为当时的统治者服务的，其文化内含必然留有阶级烙印和历史局限，这是我们需要认识的。如果我们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此进行一番全面审视，那么除抛弃之外，其中具有哲理性的思想以及有效形式，也是值得合理吸取并借鉴的。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对肃清作风、考核政绩的吏治都十分重视。自魏晋起，吏治的职能部门不断得到加强，改专门管理官吏的机构为吏部，到隋唐成为六部之首，长官为吏部尚书。为肃清官场风气，惩治作奸犯科，同时又设立了监察政事的御史台（兰台、都察院），审理被弹劾官员的大理寺（大理院）。这样，就形成了一套行政管理、司法监督的综合性吏治系统。
人们在经验积累的过程中认识到，除需要不断强化吏治的管理和监督职能外，还必须有一个从素质上解决问题的措施，于是就形成了与具体职能相配合的吏治教育。
我国古代的吏治教育以官德为中心，以规范政事为目的。其一，将典型的循吏和酷吏载入正史。其二，借助“笔记小说”，使吏治思想广为流传。
其三，以精警的古训格言，劝勉和引导官吏的思想行为。中国古代的官吏上自三公九卿，下至七品县令，大大小小，各列其位，构成了统治者的辅弼力量网，国家权力的系列文阶。由于他们在国家政治运行中具有这样的作用，因而历来的统治者对肃清作风、考核政绩的吏治都十分重视。我国自魏晋起，吏治的职能部门不断得到加强，改专门管理官吏的机构为吏部，到隋唐成为六部之首，长官为吏部尚书。为肃清官场风气，惩治作奸犯科，同时又设立了监察政事的御史台（兰台、都察院），审理被弹劾官员的大理寺（大理院）。这样，就形成了一套行政管理、司法监督的综合性吏治系统。
吏治的实施，对官吏的管理和使用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杜绝官场中的贪赃枉法现象。人们在经验积累的过程中认识到，除需要不断强化吏治的管理和监督职能外，还必须有一个从素质上解决问题的措施，于是就形成了与具体职能相配合的吏治教育。
我国的传统吏治教育，从根本上讲是为当时的统治者服务的，其文化内含必然留有阶级烙印和历史局限，这是我们需要认识的。如果我们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此进行一番全面审视，那么除抛弃之外，其中具有哲理性的思想以及有效形式，也是值得合理吸取并借鉴的。
（唐代诗人 http://www.tangchao9.co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