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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从内容分类、制度演变、起草机构三个方面，对元朝的诏敕制度进行了研究。元朝的诏敕，主要包括诏书、圣旨（或玺书）、册文、宣敕（或制敕）四大类，其中前两类最为重要。在颁发诏敕时，要使用至少两种文字，通常是八思巴蒙古文和汉文。因此在起草后，还要经历一个翻译过程。有时是用汉字起草，再译为八思巴蒙古文；有时则是用蒙古文起草，再译为汉字。这使得元朝的诏敕颁发过程比前代王朝更为复杂，因而分别设立了翰林国史院和蒙古翰林院两所诏敕起草机构。在具体写作上，元朝的诏敕并未完全继承前代王朝的精致特色，内容趋于简单、质实。这方面的特征对以后明、清两朝有所影响，在本质上反映了君主专制强化的趋势。
作为蒙古族王朝，元朝的统治具有鲜明的蒙汉二元性特征，这已是史家熟知的事实。本文打算从诏敕制度这一侧面对此再作进一步的探讨。诏敕，指以皇帝名义颁行的命令。在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王朝，皇帝发布的命令属于国家最高决策，具有神圣色彩，所谓“皇帝御寓，其言也神，渊嘿黼扆，而响盈四表”[1]。秦朝建立皇帝制度时，规定以“制”、“诏”作为皇帝所颁命令的专称[2]。以后诸朝又有更加复杂的一些名目划分和变化，如汉朝分为策书、制书、诏书（亦作诰）、戒书（亦作戒敕）四类，唐朝则有册书、制书、慰劳制书、发日敕、敕旨、论事敕书、敕牒七种形式。[3]元朝皇帝颁发的命令也有多种名目（详下），本文暂以诏敕作为其统称。元朝版图辽阔，民族众多，而蒙古文字又具有“国书”地位，因此颁发诏敕时要使用不止一种文字（大多数情况下为蒙、汉两种文字）。这就引发出先以何种文字草拟、然后如何转译的问题，其过程颇具特色，比前代王朝更显周折。另一方面，由于元朝是一个游牧民族建立的有限汉化政权，并未完全继承前代王朝诏敕的复杂分类和制度细节，在文书写作上又有简单化的趋势。以下具体论述。有关材料较为零散，难免遗漏，望读者不吝指正。
一 元朝诏敕的分类
元朝的诏敕类文书内容涵盖比较广泛，有诏书、圣旨、玺书、册文、宣命、制书、敕书等多种名目。它们大致上可以归属为四类：诏书、圣旨（或玺书）、册文、宣敕（或制敕）。其中，诏书与圣旨是元朝诏敕类文书中比较重要的两种形式。元朝官修政书《经世大典》的“帝制”门即由这两类文书组成。其《序录》云：
古者典谟训诰誓命之文，或出于一时帝王之言，或出于史臣之所修润，其来尚矣。国朝以国语训敕者曰圣旨，史臣代言者曰诏书。谨列著于篇。[4]
《经世大典》全书已佚，其中“列著”的圣旨、诏书篇目和内容，今已不得其详。但幸存的《序录》却告诉我们这两类文书的最大区别：圣旨以蒙古文记录皇帝的命令，诏书则由“史臣”即翰林国史院的文士用汉文起草。萧启庆先生就其内容概括说：“圣旨多系因特定目的而颁与某一特定机构或人物（以寺院免差发者为最多），汉译文则为硬译之白话，不求典雅。汉文诏书内容所涉则多为较具普遍性的国家政策或重要事件，由翰林国史院撰发，……所用汉文皆为文言。”[5]根据现在能见到的元朝圣旨（汉译文）、诏书文本来看，上述概括基本上是准确的。册文、宣敕的重要性稍逊，故《经世大典序录》并未专门提及。
（一）诏书
唐朝“王言之制有七”，其中第二类“制书”的内容为“行大赏罚，授大官爵，厘革旧政，赦宥降虏”[6]。元朝诏书的性质，基本上与其相似（实际上唐朝的“制书”原来就叫“诏书”，因避武则天讳而更名）。现存元朝诏书，主要见于《元史》本纪、《元文类》卷九《诏赦》、《元典章》卷一及新集《诏令》、《圣元名贤播芳续集》卷五《诏》、卷六《诏赦》[7]。另外一些元人别集中亦偶有收录。观其内容，大体不出以下范围：
重大典礼——如建国号、皇帝即位、改元、立后、建储、接受尊号、上皇太后尊号、追尊已故皇帝皇后庙谥、加封岳镇海渎等，皆诏告天下。例多不举。
重大赦宥——因平叛、天灾、典礼等原因举行全国普遍性的大赦，即颁发赦诏。如《元文类》九载有世祖平定阿里不哥之乱后的《中统元年五月赦》、武宗时因西北叛王察八儿来降而颁发的《至大三年十月赦》。《元典章》卷一载有仁宗平定“关陕之变”后于延祐四年正月颁布的《赦罪诏》。《圣元名贤播芳续集》卷六还载有世祖至元二十一年《谕中书省以下大小官吏诸色人等诏赦》、《至元二十五年赦》、成宗《大德六年赦》、仁宗《皇庆元年赦》、泰定帝《泰定二年赦》。因重大典礼颁布的赦诏，实际上就与典礼诏书合一。因吐蕃僧侣做佛事而采取的临时、局部性赦宥，似乎不在颁发赦诏之列。
重大政治兴革——对社会有重要影响的政策、措施出台（《唐六典》所谓“厘革旧政”），亦专门颁发诏书。如《元文类》收录世祖朝的《颁授时历诏》、《清冗职诏》，武宗朝的《行铜钱诏》、仁宗朝的《行科举诏》。《圣元名贤播芳续集》载有世祖朝《立国字诏》、仁宗、泰定帝两朝《遣使宣抚诏》（后者亦见马祖常《石田集》卷六），等等。
重大征伐——如《元文类》载世祖朝《兴师征江南谕行省官军诏》，《圣元名贤播芳续集》载《谕亡宋官吏诏》、《谕两淮州郡诏》，黄溍《金华集》卷七载顺帝讨云南死可伐《招谕云南土官等诏》，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一三载顺帝镇压元末起事的《命相出师诏》、《再命出师诏》。
重大人事任命——似主要限于任命右、左丞相。如《圣元名贤播芳续集》载有武宗至大元年《命左右相诏》（亦见程钜夫《雪楼集》卷一）、英宗至治二年《命拜住为右丞相诏》（亦见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五）。《金华集》卷七载有顺帝任命朵儿只、太平的《命相诏》。其余官员如御史大夫官至从一品，地位仅稍逊于丞相，其任命亦只用“制”，不用诏[8]。
重大诛罚——如《圣元名贤播芳续集》载世祖朝《诛王文统诏》（亦见《元史》卷二○六《王文统传》）、《诛伪金紫王演诏》、顺帝朝《降伯颜诏》、《徙伯颜诏》。《元典章》新集载有英宗朝《阿散等诡谋遭诛诏书》。按《唐六典》以“行大赏罚”合称，而在元朝似乎主要是一些“大罚”用诏书，“大赏”则不然。如封王可谓“大赏”，其封拜文书却不称诏而称为制。其例散见元人文集，不备举。
重要对外文书——《元文类》载有世祖中统五年五月《赐高丽国王历日诏》、泰定帝朝《谕安南国诏》。《雪楼集》卷一有《诏谕安南》两篇。
综合来看，元朝诏书的行用范围基本上都属于重大事件，需要布告全国，“咸使闻知”者。也可以说，诏书是元朝诏敕类文书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在文体方面，使用典雅的汉文文言（只有泰定帝即位诏书例外，说详下），以骈体文为主，偶有用散文者。辞藻华丽，多用典故，以显示王朝的“文治”形象。这些方面基本继承了前代“王言”的传统。
（二）圣旨（玺书）
元朝圣旨的概念，较之诏书相对复杂一些，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上说，以皇帝名义下达的命令，包括上文讨论的诏书和下文将要提到的宣命（制书）在内，皆可称为圣旨。元朝公文格式，凡以皇帝名义下达命令，起首必有“上天眷命，皇帝圣旨”或是“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里”的套语，有时简写为“皇帝圣旨”、“钦奉圣旨”。无论诏书、宣命或制书，皆不例外。[9]徐元瑞《吏学指南》“发端”门对此有专门解释：“钦惟圣朝，受天明命，肇造区夏，故曰上天眷命。诏敕之首，表而出之。”“钦惟圣朝，荷天地之洪禧，奄有万邦，薄海内外，悉皆臣属，故曰长生天气力里。”“钦惟圣朝，承列圣之丕祚，混一区宇，历古所无，福庇黎元，咸遂生乐，故曰大福荫护助里”。[10]杨联陞先生通过对《元典章》文书的考察，已经注意到元朝诏书、圣旨之别并不像《经世大典序录》所概括的那样简单，元朝文献中对“圣旨”概念的使用不尽严格，有时会将诏书一类文件笼统包括在内[11]。大抵圣旨一词，最初只是习惯性称呼，“特出一时之文，若曰宜奉承圣上之旨意而已，非文书皆然，以为常式也”[12]。并且皇帝的旨意在付诸记录以前，即已称为圣旨[13]，故史料中时常会见到“口传圣旨”、“传谕圣旨”（或简称“传旨”）之类记载[14]。
以下讨论元朝狭义的“圣旨”概念，即《经世大典序录》所言，以蒙古语宣谕，用蒙古文记录颁发的皇帝命令。《元典章》、《通制条格》等元朝政书收录了许多这类文件的汉译文。其中，大部分是按照蒙古语的句法、词法机械地套译为汉文，无法用汉语常规读通，形成所谓的“蒙文直译体”圣旨。田中谦二、亦邻真等学者已对元朝这一类体裁的文书作过系统研究[15]。这类圣旨文书最常见的构成方式，是先引用大臣上奏的原话，提出某项建议，然后经皇帝首肯，遂形成决策性文件颁发。试举数例。《通制条格》卷一四《仓库·务官欺课》：
至大四年十一月初四日，中书省奏：“台官人每俺根底与文书，‘真定路姓郜的务官侵使了课程有。俺待问呵，院务官每比及年终，未审合无取问。’说将来有。俺商量得，院务官每办着课程有。既欺隐了课程，不教问呵，课程也不能尽实到官，做贼说谎的多了去也。今后但是务里委付着的务官，端的偷了课程呵，依职官取受例交监察御史、廉访司官问呵，怎生？”商量来，奏呵。“那般者。”么道圣旨了也。钦此。
这份文件的主体是中书省奏事，先引用御史台报告，发现一名院务官侵使课程，请示是否应到年终该官员任满之后再行立案追查。中书省认为，这种事件不必等到年终，应由监察部门立即立案处理。皇帝准奏。虽然整个文件可以统称为圣旨，但实际上皇帝说的话只有“那般者”一句。蒙文直译体圣旨当中，这类例子极多。再如《元典章》卷三四《兵部一·军役·逃亡·札撒逃走军官军人》：
圣旨。亦黑迷失为头福建行省官人每奏：“跤趾国里、占城里出征时分，军官每、军每、水手每风水里推调了，逃了回来的根底，罪过他每底不要了上头，去了的勾当每他怠慢了。如今俺大勾当里去的时分，似那底一般逃走了，不扎撒呵，勾当俺的怠慢一般有。更圣旨可怜见呵，怎生？”么道奏来。“如今那般推辞躲闪的省官人每根底，没别里哥逃走回来的人每根底，休疑惑，敲了扎撒者”道来。圣旨俺底。龙儿年二月二十九日，柳林里有时分写来。
这是世祖至元末年亦黑迷失等人率军出征爪哇前夕的上奏，称此前出征交趾、占城之役，对逃兵没有治罪，致使军纪不振。建议此次严肃军纪，逃者处死。皇帝准奏。圣旨里引用皇帝原话虽稍多，实际上不过是批准奏请，与“那般者”性质是相同的[16]。
当然也有另外一种类型的圣旨，即并不包括臣下奏事内容，而直接以皇帝名义发布命令。如《通制条格》卷二八《杂令·围猎》：
中统三年十月，钦奉圣旨，道与中书省忽鲁不花为头官员：“圣旨到日，照依旧来体例，中都四面各伍伯里地内，除打捕人户依年例合纳皮货的野物打捕外，禁约不以是何人等，不得飞放打捕鸡兔。这地面里头若有养鹰鹞飞放的人每，飞放的心有呵，咱每根底问了，教靠着咱每飞放也者。这般省谕了呵，咱的言语别了的，不有罪过那什么？”
又有以上两种类型的复合体。《元典章》卷三九《刑部一·刑制·刑名·重刑不待秋分》：
至元八年四月，尚书省，三月二十一日钦奉圣旨宣谕：“听得您每如今断底公事也，疾忙断有。今后断底公事，合打底早打者，合重刑底早施行者。”钦此。回奏：“在先重囚待报，直至秋分已后施行有来。此上，罪囚人每半年多内攒下，淹住有。议得，今后有重罪底罪人，省部问当了呵，再教监察重审无冤，不待秋分，逐旋施行呵，宜底一般。”奉圣旨：“您底言语是底一般。”钦此。
通过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元朝“以国语训敕”的圣旨同诏书相比有一个基本特点，即据事直录，往往直接引用奏事原文和具体事例，并未刻意提炼、润饰，而是较多地保留了决策文书的原始形态[17]。
除去蒙文直译体外，元朝圣旨还有另外一种常被学者忽视的文体——汉文吏牍体。它同样是自蒙文原稿转译，但并非机械套译，而是对语法结构、词序等进行了调整，使译文大体符合汉语习惯。其中有时也不乏白话俗语，但基本上都是当时汉语口语中习见的[18]。如《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课程·茶课·茶课从长恢办》：
皇庆元年四月钦奉圣旨：“据中书省奏‘江西等处榷茶都转运使司岁办课程浩大，切恐诸人搅扰，乞降圣旨禁约’事，准奏。仰据所办茶课，从长恢办，务要增羡尽实到官。办课期间，诸衙门不得搅扰沮坏，所在官司毋得将运茶船只拘夺递运官物，转运司官吏人等却不得椿配百姓，作弊违错。”钦此。
又如至元十二年忽必烈宣谕南宋淮安守将朱焕的圣旨。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汉儿字圣旨”条载录了原稿为“白麻正书”的圣旨全文（王逢《梧溪集》卷一《敬题谕淮安朱安抚诏后》所引略同）：
上天眷命，大元皇帝圣旨，谕淮安州安抚朱焕。据陈楚客奏：“臣与朱安抚同年，又有通家之好，戊午归顺之后，不相见者十有八载。今王师吊伐，诸道并进，数内一路领涟河、清河将士，攻取淮东未附州郡。切恐城陷之日，玉石俱焚，臣与故人情分，不容缄默。且彼所以婴城自守者无它，原其本心，但未知趋向之方，初无执迷抗拒之意。今大江南北，西至全蜀，悉入版图，若蒙圣慈特发使命，宣示德音，开其生路，彼亦识时达变之士也，宁不以数万生灵为念乎？臣昧死上言，伏候敕旨。”准奏。今遣使前去，宣布大信，若能识时达变，可保富贵。应在城守御将帅同谋归顺者，意不殊此。故兹诏示，想宜知悉。至元十二年七月日。
这份圣旨是发给南宋将领的，所以译成汉语时尽量向汉文文言靠拢，没有采用“么道，奏呵”一类直译体语汇。但与蒙文直译体相近，其“据事直录”的特点仍然十分明显[19]。史料中所见元朝汉文吏牍体圣旨，有的是直接从蒙文翻译，有的则是在蒙文直译体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写而成。韩儒林先生说：“元代案牍文字……其原稿为蒙古文而须颁行于汉地者，必副以汉文译文。现存元代汉文档案，或为俚语，或为文言，《元典章》、《通制条格》、《六条政类》等书所载大半皆俚语文件。文宗至顺间虞集等纂修《经世大典》，其所据材料，除文言文件外，俚语文件必甚多。今所见《大典》残卷几尽为文言而少俚语者，殆编修者改译之也。”[20]按韩先生所言“俚语文件”，也就是本文所说的蒙文直译体公文，“文言文件”则属于汉文吏牍体公文。与“俚语”的蒙文直译体相比较，后者固不妨称为“文言”。只是这类“文言”文字相当平实，其风格与词臣所作骈四俪六、堆砌典故的汉文诏书有着明显区别。
在讨论过元朝圣旨的体裁之后，再来看一下它的内容。与诏书相比，圣旨内容涵盖的范围远为广泛，小大不拘，“大而至于军国大计，小而至宰杀老病的牛马、幼马、羊羔等微而至微的琐事”[21]。仅随手翻检《元典章》中的圣旨，如卷四《朝纲一·政纪·省部纪纲》、卷五《台纲二·体察·改立廉访司》、卷一三《吏部七·公规一·公事·行移公事程限》、卷二三《户部九·农桑·立司·复立大司农司》、卷四九《刑部十一·诸盗一·强窃盗·拯治盗贼新例》，都足以称得上“军国大计”。而像卷一六《户部二·分例·使臣·使臣合吃肉食》、卷三八《兵部五·捕猎·围猎·收拾石虎皮》、卷五七《刑部十九·诸禁·禁宰杀·禁宰年少马疋》、卷五八《工部一·造作一·杂造·新样帽儿休造》，却只能说是细微琐事。又如官员出差乘驿领取的铺马圣旨[22]，和今天比较多见的元朝皇帝颁发给某佛寺、某道观的护持圣旨[23]，亦皆属琐事之列。据仁宗时监察御史咬住等人所上呈文，各衙门“朦胧奏行”圣旨的情况极为严重，“添乐人气力者有之，断民间家私者有之，或为僧道护持，或为权豪执把，冗征细事，动辄宗示中外，变易纷纭，法无所守，……如旌德集庆等寺护持、杭州马剌忽女孩儿答剌看等执把，似此之类，岂烦君命？”[24]元初规定，圣旨颁至地方，当地官员必须穿戴公服，出城迎接。后来圣旨泛滥，地方官叫苦不迭，“收拾户计的、打捕豹子的圣旨也交迎接有，城子里勾当哏迟误有”[25]。延祐六年江南行御史台报告：“近年开读圣旨，多不是中书省奏来的，也不是干碍御史台、廉访司事理”，元廷被迫规定“诏赦，行省、廉访司各衙门都交迎接。若干碍行省、廉访司事务的圣旨呵，各一员官迎接者。除此之外，寺观护持，诸人执把的圣旨休迎接”。[26]
附带述及另一个相关概念“玺书”。与圣旨相似，元朝玺书的概念也有广义、狭义之别。广义上，凡是盖有皇帝玺印的下发文件都可称为玺书。其中，应当包括诏书、圣旨（狭义）、宣命（或制书）。元初，诏颁八思巴所制蒙古新字，宣布要用它“译写一切文字，……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27]。所说玺书显然是广义概念。广义的玺书大体上相当于广义的圣旨，但不包括未形成书面文件的口传圣旨。同样，狭义的玺书也与狭义的圣旨相近，尤其被多用以指称那些内容较为琐细的圣旨文书。《元史》卷二三《武宗纪二》载至大二年正月乙巳塔思不花等言：“诸人恃恩径奏，玺书不由中书，直下翰林院给与者，今核其数，自大德六年至至大元年所出，凡六千三百余道，皆干田土、户口、金银铁冶、增余课程、进贡奇货、钱谷、选法、词讼、造作等事，害及于民，请尽追夺之。”这六千三百多道玺书，实际上都是近臣就某些具体的琐事乘隙奏请，得到皇帝“那般者”首肯之后，书写盖玺下发的圣旨。又如《元史》卷一○一《兵志四·站赤》：“其给驿传玺书，谓之铺马圣旨。”可知在很多场合下，玺书就是圣旨的同义词。
（三）册文
册在《说文解字》中的本义为“符命”，亦通“策”。汉有策书，唐有册书，主要用以封拜诸侯王、三公、立后建嫡、宠命尊贤，总的来说属于以皇帝名义下达的诏令文书范畴。但元朝的情况似乎有所不同。明人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册》云：
古者册书施之臣下而已，后世则郊祀、祭享、称尊、加谥、寓哀之属，亦皆用之，故其文渐繁。今汇而辨之，其目凡十有一。一曰祝册，郊祀祭享用之。二曰玉册，上尊号用之。三曰立册，立帝、立后、立太子用之。四曰封册，封诸侯用之。五曰哀册，迁梓宫、及太子诸王大臣薨逝用之。六曰赠册，赠号、赠官用之。七曰谥册，上谥、赐谥用之。八曰赠谥册，赠官并赐谥用之。九曰祭册，赐大臣祭用之。十曰赐册，报赐臣下用之。十一曰免册，罢免大臣用之。
徐氏的复杂分类是概述历朝制度，就元朝来看，其所谓册文只有祝册、玉册、立册、谥册四种（谥册只包括为已故皇帝上谥号，不包括给臣下赐谥）。这四种册文虽以皇帝名义颁发，但都是纯粹的礼仪应用文字，似已不具备由上达下的特征。正因如此，在撰写册文的同时，还要另撰为此事布告全国的诏书。如世祖至元十年立后建储，成宗即位后为世祖忽必烈追奉谥号，两事的诏书载于《元典章》卷一，册文则见于《元文类》卷九，文字完全不同。而且就文献实例来看，诏书、宣命（制书）有时被笼统称作圣旨、玺书，却不见有册文被称为圣旨、玺书的例子。从严格意义上讲，大约应将册文排除在元朝的诏敕类文书之外。本文考虑到前代制度，暂将册文附述于此，以下基本上不会再涉及这类文书。
（四）宣敕（制敕）
宣敕或称制敕，是元朝的人事除授和封赠文书。《元史》卷八三《选举志三·铨法中》：“凡迁官之法，……自六品至九品为敕授，则中书牒署之。自一品至五品为宣授，则以制命之，三品以下用金宝，二品以上用玉宝，有特旨者则有告词。其理算论月日，迁转凭散官。”卷九一《百官志七》记载略同。又卷八四《选举志四·考课》：“凡封赠之制，……正从一品至五品为宣授，六品至七品敕牒。”可知宣、敕施用之分，以五、六品之间为界。宣要加盖皇帝的玺印（玉宝或金宝），敕则只由中书省宰相签署。《吏学指南》“仪制”门：
宣天子亲赐命诰也，故无押字，以宝为信。
敕牒 天子制命也。周官六典王言之制有七，曰敕牒。例令省授。为系上言，故用黄纸，宰相押字。[28]
现存蒙、汉文合璧《大元累授临川吴文正公宣敕》十一通，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难得的实例。其中宣八通，包括封赠宣命、授官宣命各四通，起首语皆为“上天眷命，皇帝圣旨”，末于年月上钤署御宝。敕三通，皆授官敕牒，起首语为“皇帝圣旨里，中书省牒”，末于年月上钤署省印，然后中书省宰执大臣由低到高，参知政事、左丞、右丞、平章政事、左丞相、右丞相、直至名义长官中书令，依次署押。[29]虞集说：“国朝典故，凡命官，自宰相以下皆中书造命，其贵者封以天子之玺而赐之。”[30]所谓“贵者”与否，指的显然也是宣、敕之分。敕牒虽同样是“天子制命”、“上言”，但所授对象品级较低，不属于“贵者”，因此仅由宰相押字，不加盖皇帝玺印。与此相联系，元朝的敕牒似乎不包括在“玺书”范围之内[31]。在受宣敕人迎接宣敕时，迎宣的礼仪规格也要比迎敕复杂许多。如受宣官除行普通拜礼外，还要“舞蹈叩头”，并向使者“跪问圣躬万福”，受敕时就没有这些附加仪式[32]。另外上引《元史·选举志三》谓“宣授，则以制命之”，故宣授也可称作制授。苏天爵编《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平章廉文正王》引高鸣《廉希宪家传》即载“始议行迁转法，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授”。元人时以宣敕合称，时以制敕合称，含义是一样的。
《唐六典》所载“王言”有七种，但如按事之大小区别，则可归为制、敕两类[33]。人事除授方面，五品以上为册授及制授，六品以下为敕授及旨授[34]。元朝制（宣）、敕的区分，当即渊源于此。不过唐朝（还有宋朝）制敕的内容所涉广泛，元朝制敕则只限于人事除授和封赠。现在的问题是“制”何以到元朝又称为“宣”。“宣”作为一种诏敕文书类型，出现较晚。沈括《梦溪笔谈》卷一《故事一》云：
予按唐故事，中书舍人职掌诏诰，皆写四本，一本为底，一本为宣。此“宣”谓行出耳，未以名书也。晚唐枢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书，即谓之“宣”。中书承受，录之于籍，谓之“宣底”。今史馆中尚有梁《宣底》二卷，如今之“圣语簿”也。梁朝初置崇政院，专行密命。至后唐庄宗，复枢密使，使郭崇韬、安重诲为之，始分领政事，不关由中书直行下者谓之“宣”，如中书之“敕”，小事则发头子、拟堂帖也。至今枢密院用宣及头子。
据此则“宣”本来只是“宣付出外”的意思，并非文书专称。后来随着枢密院制度的发展，皇帝经由枢密院下发的旨令被称为宣，与经由中书下发的敕地位相当，至宋犹然。[35]到金朝，“宣”的含义已有变化，与枢密院无特别关系，而可泛指皇帝的圣旨。金朝皇帝最重要的印玺，就叫做“宣命之宝”。[36]金人李国维也说“宣则王言亲谕”[37]。《大金集礼》卷二五有“赐敕命”、“送宣赐生日”条目，宣、敕并举，两者有地位高低之别。这一用法，已与元朝比较接近。元朝的宣敕概念，远可溯自《唐六典》，近则直接源于金制。
唐宋的人事除授文书，在授某人某官职（或封某爵、赠某官、加某官、降某官职、免某官职等等）的基本内容之前，还会有一段由词臣专门起草的骈俪文字，铺张典故，申明勉励或训诫之意，称为“诰”[38]，亦即前引《元史·选举志三》所谓“告词”。金朝制度也大体相同[39]。元朝的情况，则前后有较大变化。忽必烈创建元朝之初，建立汉式官僚机构，多用金朝遗士任职。宣敕之制亦受金朝影响，带有文字典雅工整的诰文。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一○《董源神道碑》：
中统三年春，……以公为左司郎中。是时朝廷肇进官仪，每除拜，犹令翰林行制以训敕之。告公之词曰：“董某秉心端悫，处事详明。草军前之檄，孰比陈琳，谈当世之事，共推王猛。宜颁显渥，以佐行台。尚尽乃心，克成厥绩。”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一七《刘赓神道碑》：
建元初，命官犹皆有训，辞简古尔雅，皆出于翰林。
中统二年五月，王恽在中书省主管陈言文字并“权供中舍（按指中书舍人）之职”。七月翰林国史院成立，授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他后来作《中堂事记》（载《秋涧集》卷八○至八二），其中抄录了这一年五至八月他撰述或看到的多首带有诰文的宣敕。其内容包括史天泽授中书右丞相，廉希宪授平章政事，杨果授参知政事，李昶授翰林侍读学士，张柔封安肃公，张荣封济南公，张德辉授翰林学士、参议行中书省事，赛典赤授平章政事，石抹刚纥答授右三部尚书，耶律明安歹儿承袭祖、父爵位，雷膺、王恽授翰林修撰，许衡授怀孟路教官，窦杰、姚枢授太子少傅，汪良臣授巩昌路便宜都总帅，贺某授宣谕大理国使，李大节、张特立、魏璠追加谥号，许衡授国子祭酒，姚枢授大司农，郑汝翼授大理寺丞，李治授翰林学士，刘秉恕授中书吏部侍郎，王仪授太医院判兼教授，董文炳授亲卫军都指挥使，宋抃授某路劝农官，宋彰授屯田府谘议，张耕授吏部尚书，等等。从《中堂事记》反映的片断来看，虞集说元初“命官犹皆有训，辞简古尔雅”是有根据的。又《析津志辑佚》“朝堂公宇”门载欧阳玄《中书省左司题名记》载：
（至元）七年，罢左右（司），置给事中二员，中书舍人二员，……当时流官所告身，各有训词。词虽甚简，犹采前代两制法，翰林学士掌内制，舍人掌外制也。
据此则直到至元七年，这一制度仍在持续。
后来情况逐渐发生了改变，宣敕文书不知从何时开始，除去极个别“有特旨”者外，已不再包括诰文。至元三十一年成宗即位，监察御史杨桓疏言时务，其中有一项即是请求“行诰命以褒善叙劳”[40]。大德四年，江西南丰人刘埙为本州方志作序目，其中“前代制诰”一项序目云：“三代训诰见于《书》，汉唐制诰载之史，所以涣大号、诏来世也。宋沿唐旧，一命以上皆有恩言，或以能取，或以道崇，或以功显，得十一于千百，尚有可考者焉，书以存古也。”[41]显然“一命以上皆有恩言”的授官诰文制度当时已不复存在，所以特别强调“书以存古”。吴澄对此说得更加清楚。《吴文正公集》卷三二《跋娄行所敕黄后》：
今日六品官以下所授敕牒，与前代敕牒其文同，其用黄纸书亦同。然昔也有敕而又有诰，今也无诰而但有敕，存之，可以考古今沿革之殊。
前面提到的《大元累授临川吴文正公宣敕》，其中授官宣命四通、敕牒三通，皆直书授某人某职，而无诰文。更有甚者，有的宣敕还是用蒙文直译体形式颁发的，这就离“简古尔雅”相去更远了。如郑玉《师山集》附录《宣命》：
皇帝圣旨里，中书省……等，“徽州路郑玉有名的秀才，晦迹隐居，有为不仕。今将他委付做翰林国史院待制，教征聘将来呵，怎生？么道皇太子根底、上位根底奏，圣旨颁也者”么道奏呵，奉圣旨：“那般者。”钦此。
事实上，自世祖忽必烈至元中期起，我们已很难在元人文集中找到授官宣敕一类文章（相反这类文章在唐宋文集中俯拾皆是）。原因很简单，由于授官宣敕中已不包括排比铺叙的诰文，而是径直书写授某人以某职，一吏足以经办，不再需要文士的构思起草，它也就失去了作为一种文学作品收入文集的价值。
不过元朝另外一类宣敕——封赠宣敕当中有一部分仍然保持了汉地传统，带有诰文。封赠的内容，具体包括对贵族和高级官员加封王或国公爵号，对已故官员加官追封赠谥，对官员的祖父母、父母等加封爵号、勋位、官位（已故者并赠谥），妻加封夫人号等。它不同于一般的人事除授，而是代表着汉地官僚制度中比较发达和精致的一部分内容，具有更明显的褒奖性和礼仪色彩，自然也更需要伴以便于“传宣句读”的骈俪诰文。[42]元世祖、成宗两朝，封赠尚未形成固定制度，但亦偶有举行。《秋涧集》卷六七至六八和《天下同文集》卷一所载封赠制诰十余篇，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武宗在位时，开始系统推行面向七品以上官员的封赠制度，故而元朝中期出现了一股封赠热潮，姚燧《牧庵集》、程钜夫《雪楼集》、袁桷《清容居士集》等文集载有大量封赠制诰，基本都作于这段时间。直到元末，封赠制度大体未变，历朝封赠制诰亦零散可见。然而，并非元朝中后期所有的封赠宣敕都带有诰文。《大元累授临川吴文正公宣敕》中有封赠宣命四通，皆无诰文。姑举第一通为例：
上天眷命，皇帝圣旨：翰林学士、太中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吴澄父吴枢，可赠资善大夫、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左丞、上护军，追封临川郡公。母游氏，追封临川郡夫人。宜令准此。泰定二年正月 日。
又如赵孟頫《松雪斋集》卷首载文宗至顺三年《封赠宣命》：
上天眷命，皇帝圣旨：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赵孟頫，可赠荣禄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追封魏国公，谥文敏。宜令准此。至顺三年三月 日。
这类封赠宣命，实际上就与简单“直书其事”的授官宣敕无异。总之可以说，元朝的宣敕文书中大部分都不再包含有针对性的诰命文字。这也是其区别于前代制度的一大特点。
（唐代诗人 http://www.tangchao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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