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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时期的中国，同亚非地区许多国家有广泛而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这不仅扩大了中国人民的视野，而且也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唐朝时期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文明、最发达的国家，对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一 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
隋唐五代时期，中外交往异常频繁。高丽、新罗、百济（均在朝鲜半岛）、日本、林邑（今越南）、泥婆罗（今尼泊尔）、骠国（今缅甸）、赤土（今泰国）、真腊（今柬埔寨）、室利佛逝（今印尼苏门答腊）、诃陵（今印尼爪哇）、天竺（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大食（今阿拉伯）、波斯（今伊朗）等国都与唐朝有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各国使节、贵族、商人、学者、艺术家、僧侣、旅游者，人数众多，不断来到唐朝。唐朝的使臣、僧侣、商人，亦不绝于途。亚非地区和唐通使交好的国家，有70多个。
唐朝有鸿胪寺接待各国使节宾客，在各地设商馆招待外商，设互市监、市舶司掌管对外贸易。长安、洛阳、扬州、广州、兰州、凉州、敦煌，是唐朝对外贸易的重要城市。长安尤为著名，这里汇集了各国来宾，许多外商在“西市”经营店铺，长期居住，国子监接受了众多外国留学生，留居长安的“胡人”多达 4000家～5000家。唐朝是西汉以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第二个高潮，其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
适应国际交往的需要，唐朝对外交通相当发达。陆路以长安为中心，北路经蒙古到叶尼塞、鄂毕两河上游，往西达额尔齐斯河流域以西地区。西路经河西走廊，出敦煌、玉门关西行，至新疆境，有三条路可通中亚、西亚、南亚，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西南路经西川到吐蕃，可达尼泊尔、印度，或经南诏、缅甸到印度。往东经河北、辽东可到朝鲜半岛。海路交通方面，去日本有三条路，一条从登州（今山东蓬莱）出发，渡渤海沿辽东半岛东岸和朝鲜半岛西岸到日本；二是由楚州（今江苏淮安）出淮河口沿山东半岛北上，东渡黄海、经朝鲜半岛达日本；三是由扬州或明州出海，横渡东海，直驶日本。到南亚的海路，从广州经越南海岸，在马来半岛南端过马六甲海峡到苏门答腊，由此分别到印尼的爪哇、斯里兰卡、印度。到西亚的海路，主要从广州出发，经东南亚，越印度洋，阿拉伯海至波斯湾沿岸。唐朝还初步开辟了到埃及和东非的海上交通。
唐朝时期的中国成为亚非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其原因在于：
第一，唐朝国家统一，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文明、最强大的国家。各国景仰向往中国文化，东方各国尤其如此，他们视中国为“东方文化大本营”。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勉励其弟子“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日本人民更是“对中国文化无限向往”，希望“过像汉人那样灿烂的文化生活”。繁荣昌盛的唐朝，在各国人民的心目中，成为中国的代名词，至今仍有称中国人为唐人的。
第二，唐朝对外政策开明，对“远夷”不歧视。唐太宗认为自己对华夷是一视同仁的。这种开明的对外政策，不仅在唐朝有少数民族官员，甚至有相当数量的外国官员。
第三，唐朝对以汉文化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高度自信。唐朝认为自己的文化，水平最高，对外来文化、艺术，毫无恐惧感，而采取“开放”政策。这是积极主动的文化政策，它采纳、吸收有益的外来文化，对之进行改造，使之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向外大力宣传和输出唐文化，影响亚非乃至世界各国文化。唐朝坚信“盛世无忌”和中华传统文化有吸收、改造外来文化的巨大功能，而毫不惧怕外来文化的冲击。即使如博大精深、徒众广多的佛教，在中华文化的改造下，也中国化了。
唐朝与亚非地区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了各国的社会进步，促进了自身的发展。绚丽多彩的唐文化兼容并蓄了众多外来文化的精华，使自己达到一个新的高峰。二 与朝鲜的经济文化交流
隋朝文帝、炀帝都与朝鲜半岛的高丽发生过战争。唐初，朝鲜半岛上，高丽、百济、新罗鼎立，三国都同唐朝往来。唐太宗晚年亦攻打高丽。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灭百济，总章元年（668年）灭高丽。以后，唐退出朝鲜半岛，新罗于上元二年（675年）统一了朝鲜半岛。新罗统一后，与唐的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
新罗与唐贸易往来十分频繁。新罗来唐商人很多，北起登州、莱州（今山东掖县），南至楚州、扬州，都有他们的足迹。楚州有新罗会馆，山东半岛的赤山、登州、莱州有新罗坊、新罗所，专门接待新罗客商。当时来往于中朝日本的船只多达数十艘。新罗商人运至唐朝牛黄、人参、海豹皮、朝霞䌷、金、银等物，占唐朝进口物产的首位，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他们贩回丝绸、瓷器、茶叶、书籍等。
（唐代人文 http://www.tangchao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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