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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文章主要依据唐代人吴兢撰写的《贞观政要》并结合其它史料，就唐太宗贞观(627—649年)时期赈灾、防灾和减灾的指导思想、决策过程和社会效果、赈灾的目标等进行了初步分析，认为民本思想是当时赈灾的指导思想，减灾与赈灾并重是贞观(627—649年)年间最基本的措施，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是贞观时期减灾、赈灾的主要目标。
关键词：
贞观年间 唐太宗 赈灾 《贞观政要》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之一，尤其安史之乱之前，吏治比较清明，政府的行政效率相对高，如唐太宗时期在册朝官仅640余名，却在防灾、减灾和赈灾等方面有比较多的建树，受到了当时乃至后世的交口赞誉。有唐一代在面对自然灾害以及采取的应对措施，有一系列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其中唐太宗时期君臣对于自然灾害的认识及其采取的对策，对整个唐代乃至后世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由唐玄宗时期谏议大夫、兼修文馆学士职的吴兢编著的《贞观政要》，旨在总结唐太宗贞观(627—649年)时期君臣经验教训，以作为统治集团施政的鉴戒，对唐代以至后来的社会产生过深远影响。《贞观政要》的内容多次涉及到唐太宗君臣对于自然灾害的认识以及其防灾、减灾和赈灾决策过程，而这些比较集中的珍贵史料，在以前的唐代灾害史的研究中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下面主要依据《贞观政要》并结合其它史料，只是就唐太宗时期赈灾的指导思想、贞观(627—649年)年间在自然灾害面前坚持减灾与赈灾并重的原则，以及将赈灾与社会安定作为追求目标，作一简略论述，不当之处乞请方家赐正。
一、民本思想是贞观时期赈灾的指导思想
在前近代传统社会中，民本思想闪烁着光芒；建立在“民以食为天”
[1]的认识之上，当时的民本思想是以农本为前提的——农业生产是社会定和发展的基础。作为我国传统社会对民本思想多有建树的唐太宗，在赈灾的指导思想上贯穿着民本思想。
早在唐太宗即位之初，唐太宗对此就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唐太宗曾经多次对身边的大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
[2]给百姓以休养生息的机会，尽管首先是基于巩固封建王权统治的需要，却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减轻直接生产者的过重负担是有意义的，尤其在经过隋末战乱以后更是如此。唐太宗的“为君之道”明显地有民本思想的成分
唐太宗一再强调：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
[3]唐太宗认识到，“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
[4] 正因为唐太宗的民本思想和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比较明确，故即使在丰收年景，他也提倡并身体力行节俭，因为粮食生产的周期是固定的且比较长，在当时的环境下或发生自然灾害或风调雨顺是直接生产者和政府决策者均无法预期的。贞观十六年(642年)，太宗鉴于当时因丰收全国的粟均价约1斗/5钱，甚至最便宜的粮价是1斗/3钱的现状，对身边的大臣曰：既属丰稔若斯，朕为亿兆人父母，唯欲躬务俭约，必不辄为奢侈。朕常欲赐天下之人，皆使富贵。今省徭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则富矣。敦行礼让，使乡闾之间，少敬长，妻敬夫，此则贵矣。但令天下皆然，朕不听管弦，不从畋猎，乐在其中矣！
[5]这种防患于未然的做法，是成功政治家所具备的必要素质，同时这些措施对于一旦遇有自然灾害比较顺利度过难关是有积极作用的。
作为当时促成“贞观之治”的主要人物之一的魏征，贞观十一年(637年)在给唐太宗的上疏中更是一针见血地论述了政府作为、百姓情绪、上天态度、自然灾害、社会秩序、统治者命运之间的关系：……夫事无可观则人怨，人怨则神怒，神怒则灾害必生，灾害既生，则祸乱必作，祸乱既作，而能以身名全者鲜矣。……
[6]贞观(627—649年)初期唐太宗君臣不仅仅只是认识到了赈灾的重要性，且能够在现实中付诸实施，实际上后者较前者更为重要。因为我们从历史文献中到处可见官员和决策者空谈而没有落实赈灾的事例，或者说不少决策者只是将赈灾停留在言论上。唐太宗通过杀兄戮弟逼父皇逊位的玄武门之变登上皇帝宝座后
[7]，当时面临的形势并不乐观：“太宗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涌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
[8]霜灾、旱灾等自然灾害造成粮食价格居高不下：“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
[9]在这次以关中地区为中心的旱灾中，“百姓……多遭困穷，有鬻男女者”。
[10]由于唐太宗“志在忧人”，并且积极采取措施“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赢得了百姓对政府的理解与配合，“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
[11]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度过了难关，唐太宗君臣的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益。
唐太宗的所谓“忧人”，就是认为“水旱不调，皆为人君失德。朕德之不修，天当责朕”，明显的有一种自责的心态，这在封建社会并非普遍现象，它是以民本思想为前提的产物。同样是在自责，唐太宗与一些君主的不同之处在于，唐太宗基本上能够做到在自然灾害发生后采取减轻百姓赋税徭役、积极赈济灾民、减少统治阶级的费用等措施，而有的君主则是在发生自然灾害后引发社会危机时不得不做出的一种姿态，并没有多少实际措施。唐太宗君臣在贞观二年(628年)采取的赈灾诸措施中，包括“遣御史大夫杜淹巡检，出御府金宝赎之，还其父母”等内容。
[12]灾害年景妻离子散对于直接生产者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而唐代中央政府采取紧急措施由官府动用国家财政储存帮助妻离子散的家庭团圆，对于保护个体小生产农业意义重大。这样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就度过了难关便在情理之中：“至贞观三年(629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
[13]这一次的赈灾活动，成为唐代历史上比较成功的一个案例，在后来多次引起人们的回忆和关注，如贞观十一年(637年)侍御史马周就在唐太宗面前回忆说贞观二年(628年)的关中大旱灾虽然“率土霜俭，一匹绢才得粟一斗”，由于政府自上而下的重视，采取的赈灾措施得当，其结果是“天下帖然”，
[14]而这也作为唐太宗君臣及其后来积极措施赈灾的一个成功范例或样板。正是唐太宗在即位之初就积极采取措施赈灾，使得贞观(627—649年)时期“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赉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
[15]这得到史学家的高度评价，称“此皆古皆未有也”。
[16]这就是所谓的“贞观之治”所取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所有这些，均与唐太宗将以人为本的思想贯穿于赈灾的全过程分不开。
年版，第1页。
[3] 《贞观政要》卷8《务农》，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37页。
[4] 《贞观政要》卷8《务农》，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38页。
[5] 《贞观政要》卷8《务农》，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38页。
[6] 《贞观政要》卷1《君道》，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6页。
[7] 魏明孔：《“玄武门之变”探源》，《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
[8] 《贞观政要》卷1《政体》，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4页。
[9] 《贞观政要》卷1
《政体》，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4页。
[10] 《贞观政要》卷6《仁恻》，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93页。
[11] 《贞观政要》卷1《政体》，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4页。
[12] 《贞观政要》卷6《仁恻》，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93页。
[13] 《贞观政要》卷1《政体》，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4页。
[14] 《贞观政要》卷6《奢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06－209页。
[15] 《贞观政要》卷1《政体》，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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